近日，沈阳公交车上女孩小朱低头玩手机，没有注意到身边站着的后上来的7旬老人，听到老人儿媳说老人有心脏病，她起身让座后嘟囔了一句“什么意思”，被对方老人及儿子儿媳3人暴打。这组冲突图片也迅速占据各媒体显著位置，引起热议。
近年来，因公交系统上让座而引发的“事件”不断，在社会上掀起了公交乘坐道德的讨论。按理说，公共交通进入国内非止一日，所谓的“公交道德”应当尽人皆知，实在是再粗浅不过的东西，何至于到现在还需要大讨论？在我看来，公交座位之争，与所谓“道理水准”、“个人素质”、“法律制约”并无太大的关系，其实，这其中只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而已。
我所在的小城，在十年前，公交车只有四五条线路，但仍然乘者寥寥，以至于虽然路上通畅无比，公交车仍然开行缓慢——慢行多等人；而到了现在，公交线路已经发展到数十条，却几乎趟趟爆满。十年之间，需求恐怕涨数十倍，而公交乘坐的舒适度却下降了：车上挤，时间长。十年前，乘客对座位的需求并不旺盛，让座也不成问题；而现在，找座与让座，已经成为一大难题。
针对比较容易得到的物品，人们容易将它让给更需要的人；而针对稀奇物品，特别是自己也很需要的物品时，这个选择就比较有挑战性了。如今，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，休息已经成为奢侈品，而城市越来越大、道路越来越挤，使得在公交系统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的生活“空闲”留在了公交系统上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有一个座位作为“空闲”中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实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但是，目前座位的供给却严重不足，这样，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事实上，在公交车上，让座的道德与不让座的自由常常发生冲突，在于许多人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他人。相对于法律问题而言，道德问题完全出于公众个人的看法和判断，要命的是，这种判断，特别是对当时情况的判断，往往与事实会有很大的偏差。法律问题的处理者都是法律专业人士，但还常常有无法厘清之处，何况是一群人自以为是的判断？
也许社会确实有“道德滑坡”，但公交上的冲突和道德没有太大关系；也许有人个人素质确实低下，但冲突经常发生在“高素质”人中；也许法律制度还不健全，但法律本来就无法去判断在公交系统上谁“最需要座位”。一个出来散心的退休老人与一个刚上完夜班的小伙子比起来，老人并非就一定站在道德的高点。根本的问题，还在于需求与供给间的巨大差距，以及生存压力挤占了太多人们的生活空间，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，无需对此痛心疾首。
我们常可发现，在公交系统上，一般都有广播提醒让座，甚至反反复复提醒，让一些不便让座的“年轻人”非常尴尬。由于座位的稀缺与社会生活复杂的情况，让座与否，应当是出于个人对自己身体状态进行的判断，提醒一次两次可以，却不宜进行特别强调。否则，这种“绑架”很容易使公交系统上面产生戾气——一方面广播反复提醒，另一方面是年轻人“熟视无睹”，一两年来因此而产生的冲突不少。
我一直认为，在公交系统上面，最高的道德是宽容之心、体恤之情，而宽容之心更显难能可贵。用最大的善意来理解不让座行为，其实让不让座，都是一件令人感到温馨的事。当供给与需求之间产生严重矛盾后，让不让座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，而是所有的乘客对公交系统上的其他所有人是否拥有宽容之心。
我一位朋友上班离家颇远，每日下班后，她总不在单位门前的公交站台候车，而是远行两站路到起点站赶车，为的就是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，能够找个座位不再增添新的疲劳，回到家后还得做家务，照顾老人孩子。这样的一个不让座的“年轻人”，又怎么好意思、怎么舍得去指责她“道德滑坡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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